肯尼·李知道孤独是什么感觉。11岁时,他离开了祖国越南,没有家人和朋友,在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这趟旅程充满危险,而且常常是孤独的。
“我学会了照顾自己,不断为生存而战,”他说。
今天,李已经走了很长的路。他是MD安德森的内科部门的高级金融分析师。他还志愿参加癌症中心的迎宾项目,在那里他欢迎新病人。
“癌症会让你感到与外界隔绝,”李说。“搬到美国后,我也感到孤独,所以我借鉴自己的经历来帮助别人。”
他的母亲在越南战争期间出生在西贡,靠在街上卖食物来养家糊口。李很少见到他的父亲,他的父亲最终逃离越南,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难民营住了两年,然后搬到美国。
当李是9,他和他的母亲试图乘船做出来,但被抓获入狱过夜。
在接下来的两年里,他们又尝试了三次越狱,但每次都被抓获。
只有足够的钱为单个船票价,李某的母亲把她当时11岁的儿子在船上在半夜65个陌生人。
他们在海上航行了7天,到达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屿,但却被当地政府拒绝了。然后,当他们驶向附近的另一个岛屿时,他们的船撞上了珊瑚礁,沉没了。
李和他同车的乘客游到岸边扎营了九天,直到他们的食品供应跑了出去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(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)意识到这些旅行者的困境,把他们安置在印度尼西亚的Pulau Galang难民营,Lee在那里住了10个月。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,他与父亲重新取得了联系,并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家中与父亲团聚。
“我不懂英语,”李说,“但在一位导师的帮助下,我能够学习。”
但他几乎不认识的父亲生活十分艰难。年,他的父亲和继母的摩擦,李某离家出走两次后,再与朋友家人搬到并获得福利和粮票。白天,他去学校。到了晚上,他当过服务员。
当李上高中的时候,他的家人搬走了。在疲惫不堪、无路可走的时候,他再次联系了父亲,父亲允许他搬回去住,只要他能找到一份工作,不上大学。
但李有其他的想法。随着学生助学金,贷款和各种兼职工作,他出席了肯特州立大学。
他说:“上大学的时候,我很少和爸爸联系。”“我邀请他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,当他参加时,我大吃一惊。”
拥有金融和会计双学位的李想要一个新的开始,于是搬到了休斯顿。他做了几年报税员,然后接受了MD Anderson的一个职位,在那里他已经工作了15年。
在这段时间里,他回到了印尼的Galang难民营,在离开越南后,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。营地被遗弃,年久失修,但原有的一些建筑仍保留了下来。
“我找到了我住过的房间,”李说。“它勾起了很多回忆。”
十年前,李安的继母打电话告诉他,李安的父亲肺癌到了四期。李回到俄亥俄州作最后一次探望,疏远的父子重归于好。一年后,他的父亲在收容所去世,享年55岁。
除了做迎宾员,李还志愿为收容所的病人服务。他特别喜欢那些没有家庭的病人。
他说:“我们都是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上,总有一天我们会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。”“不管你拥有什么——金钱、头衔、权力——每个人最终都想有个人可以倾诉。”